[摘要] 陕西省西安市鱼化工业园区内一在建房地产项目，因未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在3个小时内，被800人的拆迁队伍夷为平地。
陕西省西安市鱼化工业园区内一在建房地产项目，因未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在3个内，被800人的拆迁队伍夷为平地。
据了解，在强拆前两天，被拆迁方已向当地有关部门申请自行拆除。在这种情况下，为何仍出现800人大强拆的局面？记者在随后采访中发现，作为强拆方的鱼化工业园区管委会，其自身竟然也存在未经批准违规圈地的情形……
800多人一起拆迁是什么效果？事实证明效率是很高的。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部的鱼化工业园区，早在一年前就被列为陕西省重点县域工业园区，但至今在园区内仍有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地。
然而，这片荒地上为数不多的在建建筑，现在也被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拆除”。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起发生在西安市鱼化工业园区的大规模拆迁行为背后所胶着的利益与对抗，就像工业园区内四处飞扬的黄土一般，令人感到模糊而烦闷。
800人拆迁队“空降”场面堪比12级地震
2010年9月15日早晨，带着100多人到西安市雁塔区岳旗寨村干工程的赵桦(化名)经历了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幕：
大约800人的执法队伍开进了他正在施工的工地，其中有300多人属于防暴队员，这批人马带进工地的工具是10多辆大型挖掘机和“120”救护车。
随着轰隆的破碎声，赵桦及其工程队所修建的名为“西岳新家园”的房地产项目的大门被推倒，建筑面积约为1600平方米、已经完成装修的两层楼顷刻间成为废墟；已经建成3层的3号楼被夷为平地，而1号楼、5号楼和7号楼已经建成的桩基层也被挖得支离破碎——整个拆除过程用了不到3个。
“那场面的震撼程度只能用12级地震来比较。”赵桦说。
据了解，西岳新家园房地产项目由12栋建筑组成，当拆迁大队来到时，整个项目有4栋楼已经动工。
9月19日，当《法制日报》记者来到西岳新家园房地产项目工地时，满目所见已是一片狼藉。让这块“荒地”略显生机的，只有已经无所事事的工人和来自四面八方的讨债者。
一名建筑工人非常气愤地告诉记者，工程被拆前一天晚上，工程队已经运来了一些砌块和钢管等建筑材料，“当拆迁大队到来后，工友们苦苦哀求对方能不能将未用的砖和外架的钢管移开，但都被拒绝了，所有建筑材料随着拆迁车辆的驶入被一一‘销毁’”。
“甚至连工地对面居民准备建房用的砖也被推倒，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汗化成泡影，有限的资源成为垃圾。”赵桦说。
据了解，按照合同规定，西岳新家园房地产项目在盖到3层之前由施工方先行垫资。
这就意味着，在“被拆迁”之后，工地上200多名工人的生计顿时成了问题。
“劳务队200多人，近4个月的劳动和成堆的建筑材料，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200万元。这些工友的生活怎么办？他们家人的生活怎么办？”赵桦说。
为了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赵桦曾数次带领工人信访。
“有人让我们去找开发商。可是开发商说他们的钱都用在工地上了，现在工地成了废墟，我们怎么办？”赵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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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端端的在建项目为什么要被拆除？事情还要从西岳新家园房地产项目所在的鱼化工业园区的由来说起……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西岳新家园房地产项目是由西安市倾城房地产公司和岳旗寨村联合开发的。
在2008年签订的项目合同书中，双方约定，“甲方(西安市雁塔区鱼化街办岳旗寨村经济开发办)提供开发项目建设用地及清除地面所有农民占地及坚实建筑物和农作物，乙方(西安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该项目工程全部建设资金”。
2009年3月31日，陕西省推进县域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按照陕西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县域工业园区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经陕西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审定，将西安市雁塔区鱼化工业园区等44个县域工业园区，确定为批陕西省重点建设的县域工业园区。
自此，鱼化工业园区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地全面铺开，鱼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由岳旗寨村的上级单位——雁塔区鱼化寨街道办事处书记张晓琪亲自挂帅。
但是，原本红红火火的开发建设工作却在两个月前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今年8月20日，鱼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多部门向西岳新家园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商下达通告称：“经查，2008年8月8日，你公司与岳旗寨村经济开发办私自签订合作开发西安西岳新家园项目合同……在未办理任何规划土地相关建设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于2010年4月底动工建设商品房并违法出售……”
更让西岳新家园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方和建设方意想不到的是，通告下发后，尚未等到法院裁定，有关部门就“动手了”，并且出动了800多人的拆迁队伍，将“西岳新家园”夷为平地。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院工作人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行政执法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在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起诉期限为3个月，“也就是说，被拆迁人收到裁决书的3个月内不提起诉讼，从届满之日起，执法部门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拆除”。
“‘西岳新家园’只是手续没有完全办好。2010年8月19日接到鱼化工业园区的停工通知，9月13日，我们已经申报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自行拆除，目的是将损失降到，并多方筹集资金发放劳务工资。但就在9月15日早上，就出现了让人痛心的场面——拆除时，没有人向我们出示任何手续，既然是违章建筑，也应该等法院裁定下发之后才能进入实质性的拆迁工作。”赵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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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西岳新家园房地产项目确有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应依法进行处理。但鱼化工业园区为何没有按法定程序进行，而是急于强拆这片建筑呢？
就在记者试图求证此问题时，却在鱼化工业园区内发现，用围墙圈出的地块比比皆是。记者采访时，仍有许多工人在砌墙。
据知情人士透露，“圈地者”正是鱼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鱼化工业园区的官方规划，“该园区位于西安市西南部，是陕西省重点建设的县域工业园。规划范围西至绕城高速、东至西三环、南至雁环北路、北至昆明路，总面积5.37平方公里(合计8058亩)”。
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的一名内部人士用异常肯定的语气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鱼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圈的大部分地都是规划没有批的。”
岳旗寨村的一名村民向记者透露，为了“圈地”，工业园区成立了西安鱼化工业园建设开发公司，仅在岳旗寨村就圈地近1800多亩，其中很多都是耕地。而拆迁中的利益纠葛，如补偿引发的纷争、强拆引发的信访更是屡见不鲜。
为了进一步了解鱼化工业园区的建设问题，记者随后来到鱼化工业园区的办公地点采访鱼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晓琪，工作人员告知：“张主任不在，最近一直在街道办忙。”
记者来到鱼化街道办事处，接待记者的工作人员说：“不知道张书记什么时候在。”
在攀谈中，这名工作人员向记者强调：“‘西岳新家园’属于违章建筑。”
在多方联系下，《法制日报》记者只得再次拨打张晓琪的手机，电话中，张晓琪表示，对于拆迁等相关事宜“不太方便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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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圈地”岂成土地财政“宣泄口”
工业园，按照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公布的解释是，“位于都市边缘的一块相对独立管理的土地，其中安排若干商业与工业，并常对租用者提供特殊服务和设施”。
然而，近年来，在工业园的建设和管理方面，一些地方却走上了“歧途”。有业内人士认为，在当前各地纷纷上马工业园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工业园实质上已成为不少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重要推手和正当理由。事实上，一些地方有关部门“圈地”的冲动从未停止过，工业园只是为其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宣泄口。
对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达沃斯夏季论坛上回答城镇化问题时直言，土地问题根本上与制度有关，农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现有的财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土地财政”的现象，并明确表示必须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由此，如何从立法上解决集体土地征收问题，成为舆论的焦点。
一名业内人士在分析上述讲话时指出，在飞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人群涌入城市，城市可用土地日益减少，地方政府越来越多的征地和拆迁均在集体土地上进行，而该领域立法相对薄弱。因此，应及早将集体土地征收立法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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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证和土地证都有，过了一个早晨，房子却变成了废墟。而拆房的竟是一家没有拆迁许可证的房地产公司，这让汉阳的陈先生特别窝火。
前日，陈先生介绍，他是武汉一家货运公司的总经理，为便于办公和员工住宿，他于2006年和2008年购买了汉阳永安堂特3号第4栋的两套房子，分别在2008年和今年5月办了两证。
今年7月起，武汉域高置业有限公司所请的拆迁队不断前来要求该楼的业主搬迁。随后，有不明身份的人将大门锁起、断水断电，他无奈之下搬到附近的一家招待所办公、住宿。
为安全起见，住在该栋楼的其他22名业主也在9月另觅住处，陈先生公司的10名员工也于10月16日搬到招待所住宿。17日早晨，街坊突然打来电话称，6层楼的房子整个被挖掘机推倒。他赶到现场时，发现原先的楼房变成一片废墟。
陈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今年5月办的房产证和土地证，并称武汉域高置业有限公司根本没有拆迁许可证。他们的这种强拆行径，“让人难以接受”。
昨日，记者在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汉阳分局查询，工作人员称目前该局没有给域高公司发放拆迁许可证。
武汉域高置业有限公司工程部的有关负责人称，公司虽然没有拆迁许可证，但在有关部门备过案。公司的拆迁补偿方案合理，已有20户签了拆迁协议，只剩几家没有签。
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的黄强律师表示，如果开发商没有拆迁许可证，也没有经过其他法律程序就进行拆迁，显然是对公民财产的一种侵犯。陈先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也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给予相应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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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拆”为什么这样“牛”
（来源：重庆日报）因为强制拆迁而死人，江西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已被免职。但这似乎并没有能遏止“强拆”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近几日，强拆、强征、强停事件接连曝光。
一是广西北海搞旅游开发，要整个拆除搬迁一个村庄。村民们不认可政府的拆迁安置办法，也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北海银滩白虎头村被上百名警察包围强拆，警察手持木棍、防暴盾牌，还牵着狼狗。村民们困守对抗：“恐吓我不怕，汽油都准备好了，要是强拆的话，我就同归于尽，跟他们拼到底。”对房地产商而言，利益自然是位的，要实现利益，往往要借助政府这只手来操控。而为了考核数据出彩，凸显政绩，一些地方政府又和房地产商不谋而合，找到了契合点，因此，各地不断上演着保护家园和土地的悲壮事件。强拆前，白虎头村村主任许坤请有关政府官员出示强拆手续，政府官员却说，没有，第二不用。公权力又一次傲慢地站在了法律法规之上，为所欲为。
二是广东肇庆市政管理局，通知拆移投资3000多万的关公像。为什么要强制拆移关公像？因为关公像“傲视万夫”，导致政府有关人员认为十分不妥。其次是关公像工程属“违法建筑”，可它已“违法”了将近五年时间，为什么在建设的时候没有禁止呢？原来醉翁之意不在“关公”，而在于3000多万元的投资。有道是建了拆，拆了再建，都是GDP惹的祸，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不说，问计于民、执政为民的理念被抛到九霄云外。
三是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政府，强行以每亩4.1万元的价格征用龙圩镇林水村600多亩耕地，做旅游水系项目和房产项目。因政府不落实相关用地政策，村民集体反对强行征用而发生群体冲突，多名村民被警方带走，300村民打砸多辆警车……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些新闻曝出的同时，网上出现一官员为强拆辩护的惊人论点：“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把强拆强征而牺牲民众权益，说成是“发展和增长”不可避免的成本，难怪“强拆”那么牛！
发展中，出现利益冲突并不奇怪，拆迁中，各方都有自己的诉求，这也很正常。当这些诉求发生冲突时，诉诸既定的法律，是法治国家的常态。但是，一些地方官员直面拆迁户自残、自焚等极端行为，竟然心硬如铁，无动于衷，不去反思这些维权者为什么不惜以命相搏？他们权力意识膨胀，并无限扩张权力，用强拆来彰显强权的野蛮。他们忘记了，我们这个社会绝不能容忍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损害，我们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都应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
没有强拆，城乡景观会更美，社会将更和谐 中国国土资源报
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在特指的意义上还是有点道理的。这里的“新中国”，应该特指“新房子多的中国”。但是，这个“新中国”究竟是好还是赖，需要讨论。
伴随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出现公私建筑物建设大跃进浪潮。由此带来的一个进步是，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大幅度提高。我国一些大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住房面积，不仅超过了东京、香港、台北，也超过了一些东欧国家的重要城市，人家对我们羡慕不已。我国农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也提高很快。笔者近日了解到，南方某市某区的农户，户均住房面积甚至达到了280平方米。在局部地区，我国居民的住房单就面积来说已经达到奢侈的水平。
我国各级政府的办公设施水平也在迅速提升。我国的公共设施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但我国的政府办公设施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多，尤其是省以下各级政府机关的办公设施已经相当完善，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的比比皆是。在一些城市，政府办公设施存在过度建设的情况。
在我国公私建筑物建设大跃进中，“强拆”究竟有何意义，十分值得考量。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强拆，会有城乡景观更美好、社会更和谐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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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拆了许多不该拆的东西
首先，靠“强拆”拆了很多不该拆的东西。一些应该保护的建筑设施被拆掉了。有相对完整的古代风貌的建筑物已经所剩无几。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现代建筑物也遭遇“强拆”。在欧洲随处可见的几百年的建筑物，反倒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难以寻觅。
其次，说不搞强拆，新的建筑物、新的城乡景观就不能出现，完全是一个经不住推敲的说法。谁都知道，在同一地方要竖起新的建筑物，必须拆掉旧的建筑物，但关键是如何“拆”。“强拆”会带来新建筑；不“强拆”同样会带来新建筑，甚至可能是更好的新建筑。动动脑筋，这个道理不难弄明白。
我国的确有许多旧建筑需要拆除，否则新建筑起不来。按我的了解，多数农民（包括城里的一些业主）不是不让拆房、占地，而是反对不给合理价格就拆就占。只要有合理的价格，政府规划也认可，一般情况下拆房、占地都不会有问题。在农民不愿意的情况下，那种强拆强占，和抢房抢地差不了多少。
自愿拆房和强行拆房的关键区别，不是会不会有“新中国”，而是伴随“新中国”产生的利益分配差异。如果是“强拆”，农民的利益可能受损害，政府在二级市场以比较高的价格将土地出手，赚了一大笔；开发商借助住房供求失衡产生的高房价，再赚一大笔。大略观察，我们的这种办法导致政府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家大业大”，农民却要用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换”安置房、“换”社会保障。如果坚持农民自愿，这些现象想必不容易发生。
强拆导致土地资源被浪费
自愿拆房和强行拆房的另一个区别是土地资源的不同利用率。前不久，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卢迈先生等领衔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利用率不高，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对土地的利用过于粗放，浪费很大。
举例来说，大巴黎区人均GDP达到6.3万美元，开发强度（建筑占地与总土地面积比较的百分率）是21%；大伦敦人均GDP是6.4万美元，开发强度是23.7%；日本三大都市圈人均GDP是3.7万～4.2万美元之间，开发强度平均只有15%；香港的开发强度为21%；深圳、东莞分别是46.95%和42.3%。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万人，现在的新浦东地区不过1万多人。城市的人口密度基本都在下降。
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新中国”固然很新，以致建筑物到处拔地而起，而自然空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自然与土地价格低有关系，也与依靠暴力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关系。土地得到太容易了，需求就必然增大，浪费也就难避免。
强拆强征应当严格受限制
有人会说，强拆会带来建设的高速度；如果总是商量，把农民自愿作为拆迁改造的前提，建设速度就会减慢。
我同样怀疑这个说法。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也没有搞强征强拆。其实，坚持市场原则，让农民讨价还价，再有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制环境，与农民商量拆迁事情，就不会太复杂，建设速度慢不到哪里去。
在一定情况下，我以为也可以“强拆强征”，但对适应情形应通过法律严格限制。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按照市场价格与农民交易。这就需要对所谓“公共利益”深入认识。
土地使用的公共性是极其相对的一件事情。从理论上说，公共性如同一个渐进波长的光学谱系，非公共和公共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如果硬要把这件事情界定清楚再去修改相关法律，可能永远没希望。强制征地，或是议价买地，如果以公共利益的尺度做法律依据，也可能左右为难。
实践中公共利益也很难界定。例如开发区是商业化的，但开发区中的道路是不是公共利益？如果是，则道路用地强行征收，其他用地市场化议价，并允许农民说不？这是一个麻烦。
我看思路要变化：
，只能因部分重要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强制征地。且议价要依市场价。一个城市对这类用地要做比例控制，例如，在一定时期的新增城市建成区面积当中，只能有30%或其他合适比例的土地可强制从农民那里征收。
第二，对重要公共利益用列举法界定。如国防设施、高速公路、铁路、城市主要道路、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共安全等设施的占地，才属于重要公共利益需要的占地。其他如绿地、湿地、图书馆、博物馆、一般性政府办公楼等，即使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也走市场化的路子，不搞强制征地。
如果不这样做，政府总有理由搞强行征地，土地的市场价格就无法形成，征地价格也所依无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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