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京城星罗棋布的4000余家私人会所中，最为耀眼的是“京城四大会所”——港商投资的长安俱乐部、中国会，以及号称是“中国第一富人俱乐部”的京城俱乐部和全球连锁的美洲俱乐部。
在京城星罗棋布的4000余家私人会所中，最为耀眼的是“京城四大会所”——港商投资的长安俱乐部、中国会，以及号称是“中国富人俱乐部”的京城俱乐部和全球连锁的美洲俱乐部。在这个政商名流、演艺明星汇聚的城市里，私人会所仿佛更多了些玩味的想象空间，更像是一个私密的社交圈，这些有钱都不一定进得去的会所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繁华景象呢？
长安俱乐部：隐藏都市中的奢华地
成立时间：1993年
创办人：陈丽华
代表会员：李嘉诚、霍英东
会员构成：来自传统产业的商界会员占大多数
入会费：个人会籍16000美元，公司会籍18000美元。
地址：长安街10号
长安街10号，只是这一地理位置就显示了长安俱乐部的不凡气势。长安俱乐部的会员通常通过老会员的推荐才能入会，并且条件极为苛刻。最初招募会员的时候对年龄有所限制：必须要在45至55岁之间，是企业的“一把手”，公司资产至少在5000万以上，会说英语。自2003年来，由于年轻富豪的崛起，年龄限制被取消。据说，长安俱乐部的会员发展到1000人就会停止，而现在俱乐部会员已经超过900名。俱乐部的所有服务生都可以轻松叫出所有会员的名字，甚至像家里人一样熟知他们的饮食嗜好。
长安俱乐部的装修呈现一派雍容、华贵的宫廷风格。紫檀木藏品随处可见。俱乐部有几款独创的菜单，都是采用的原料制作的，价格从人民币8888元至48888元不等。长安俱乐部每个月至少举办6次活动，以“商务”为重头戏。
中国会：中国内地一家古建筑中的高级会所
成立时间：1996年
创办人：邓永锵
代表会员：陈东升、刘婷婷
会员构成：六成以上是中外大集团的执行官和首代及大使
入会费：常驻会员入会费为15000美元，每月会费100美元，海外会籍入会费为7000美元，本地会籍为5000美元。
地址：西城区西绒线胡同51号
北京中国会是许多国家元首点名要来的俱乐部。它位于北京西城区西单西绒线胡同51号，是清朝亲王的宅第，青砖灰瓦、雕梁画栋、宫灯古槐，虽然距繁华的西单只有咫尺之遥，却保留了康熙二十四子府邸静默而斑驳的原貌，让人恍如回到当年皇家金盏玉碗的古意中。全院总面积为一万平方米，乃古代的四合院式建筑，内附有四个大型及多个小型的庭院，是一组清朝典型互相连接的华丽厢房。入口处则是一座近年建成的三层高楼房。
这座院落本身是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四川饭店的旧址。1995年，有关人士修缮了这座400年前的王府，并且把当年流失的王府物品尽量寻回，原汁原味保留了其古朴的风貌。这里的会员经常说：“中国会的一切都是古董，只有人是新的”。
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中国风味，中国会接待过无数外国元首(希拉克、鲍威尔、撒切尔夫人等)，会员中70%—80%也为各界外籍人士，包括全球知名的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皇室成员等，消息称几乎所有的外资银行层管理人士也都是它的忠实拥趸。据说当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北京签署《中法联合声明》后，神秘消失了数，其实这位总统，就是跑到中国会感受中国帝王生活去了。
京城俱乐部：俱乐部的“VIP高度”
成立时间：1994年
主要会员：商界精英人士、新兴产业人士、使馆工作人员
代表会员：李泽楷、许荣茂、王军、冯仑
入会费：个人会籍10万元人民币，公司会籍12.5万元，此外还要每月交纳月费1350元。
地址：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50层
京城俱乐部号称“中国富人俱乐部”，曾经云集了全球500强部分中国公司的总裁和相当数量的驻华大使。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多高级别的会员，京城俱乐部的商务特色也非常明显。俱乐部进门左手是一排商务宴会为主的功能厅，名字也分别取作“香港厅”、“澳门厅”等。很多会员把公司的董事会都在这里开。
由于几乎每位会员身后都有公司背景，他们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携带商业机密。为避免不必要的猜测和误会，企业家会将很多重要的私人会见和商务交流安排在俱乐部。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商务的私密性。比如，若在开放式的酒店跟某位公司老总见面，外界可能会猜测是否两家公司有合作之意；若跟某位公司副总见面，外界又可能猜测他是否准备“挖人”。但俱乐部一定程度切断了企业家商业生活的曝光通道，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除与外界保持安全的距离外，这些人也在寻求一种圈子化的认同感。无论是谁，都需要友谊和群体的归属感，尊重与被尊重，需要彼此的同情、互助和赞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明人确实有所谓的“层次”和“圈子”。
英雄惺惺相惜的场面在俱乐部里并不鲜见，尤其在俱乐部特意安排的主题沙龙或特色Party上。俱乐部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其360度的环形回廊，回廊将这家4300平方米的的私人俱乐部包围起来，站在回廊上俯瞰京城万丈繁华，那种奇妙的尊贵感觉顿时油然而生。
美洲俱乐部：海归派的乐园
成立时间：2002年
主要会员：世界500强企业驻内地代表、企业高层、艺术界人士、海归派人士，外籍人士占60%
代表会员：张朝阳、孙振耀
入会费：每人1.6万美元
地址：北京华润大厦
美洲俱乐部位于建国门西北角的华润大厦顶层，是京城“四大会所”中最年轻的俱乐部，把自己清晰定位在“商务俱乐部”上，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都是其主要会员。美洲俱乐部有明朗、简洁的美式风格，由夏威夷设计师设计装修，俱乐部里精致的雪茄柜珍藏着会员们的名贵雪茄，油画、铁艺也无声地传递着北美风情。
在美洲俱乐部，每个月都有许多活动，比如会员聚会、女士之夜(通常由会员的太太参加)、时装发布会等，此外在元旦、情人节等节日也会推出特别节目。虽然会员们平时都很忙，但由于美洲俱乐部的会员基数比较大，所以总能聚集50来个人参加某项活动。此外，它的会员卡可以转让，会员可以从中获益，所以部分会员出于投资的考虑而选择加盟。目前会员约 400 名。
日前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高层论坛上，程泰宁、崔恺、何镜堂等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痛批建筑界求快、求洋、求怪的乱象。
求快——一周三四个方案，抄袭、符号化泛滥
号称全球高度的长沙“天空之城”建设者曾放出豪言：4个月就可完成地上202层、838米的建设。
建设尚且如此求快，留给规划设计的周期更短。“一个星期出三四个大型公建方案，八天出一个二三十万平方米小区住宅的施工图，八个月设计并建成一个两三万平方米的展览馆……这已是建筑界的惯例，这难道正常吗？”程泰宁痛陈，许多项目都是一边选址、一边准备基础资料、一边邀请规划设计单位进行投标、一边进行项目报批。
过分追求建设速度，往往与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脱不了干系。据了解，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一些建筑师疲于应付设计任务，导致建筑设计理念缺失，出现了一些基于形式和风格拷贝的“快餐式”建筑。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孙一民说：“不夸张地讲，现在很多建筑师就是画图机器，甚至很多大的设计院自己对专业的设计度、完成度都不掌控，片面追求速度。”
一位建筑师告诉笔者，在欧洲，一个建筑有很充裕的设计周期，可能是两三年甚至三四年。但在我国，建筑的设计周期、建设周期都非常短，往往设计周期也就半年到一年。因此，建筑师的设计压力非常大。往往是找几个明星建筑师撑撑门面，其余的大小设计院都在赶进度出活赚钱。
如此快速的方案出炉有何猫腻？靠抄。何镜堂指出：“一是抄袭严重。看到国外哪个建筑作品好看或者有特色，就抄袭人家。二是符号化。现在要求建筑有民族特色，就生搬硬套传统文化中的符号。”
越来越多的“方盒子”、“平顶”高层建筑在“求快”的指挥棒下诞生。瑞士著名建筑师马里奥博塔说，应当反思，“建设速度越快，遗忘速度越快”。中国的建筑界如果想要抵御全球化，必须找到历史和抗体，让曾经的历史成为今天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任由建筑加快记忆的消失。
求洋——县城都搞“国际招标”，招国外建筑师
历数中国20年来所有的地标建筑，人们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设计的。
2013年，东南大学等机构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对北、上、广的城市核心区约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图片搜索发现，上海区域内的26幢建筑，除3幢为香港建筑师设计外，其他均西方建筑师设计；广州区域内12幢建筑中的3幢为国内设计，其他均由西方建筑师设计；北京区域内的8幢建筑则全部由西方建筑师设计。
笔者了解到，由西方建筑师主导的设计之风，由大城市蔓延开来，就连县城都举办“国际招标”招揽国外建筑师。随着大批国外建筑师的引入，西方建筑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也渗入各个角落。
程泰宁说，2002年，他曾经受委托担任一项超高层建筑的设计师，开发商明确要求必须跟外国建筑师合作，现场方案介绍必须交给外国人来说。如今这种现象更为严重，请一个外国建筑师来站台，这种盲目崇洋的现象十分突出。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原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说，每个城市都能找到若干“白宫”、“凯旋门”、“罗马柱廊”和“意大利花园”，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荒谬景致。
求怪——七个方案里有四个都是“扭曲的”
“手机楼”、“河豚塔”、“铜钱楼”，各地陆续出现的一些异形建筑引发了公众集体“吐槽”。不少普通民众疑惑，异形建筑为何异军突起？“要么，要么最怪。”宋春华说，“当前一些城市对于地标的崇拜已经异化，公众建筑失去了中国气质，极尽张扬，演建筑杂技、跳建筑街舞。前一段流行拉斯维加斯赌城风、迪斯尼卡通风，现在盛行迪拜高层风、扎哈非线性风。一个中部城市的文化中心都是变形非线性的建筑，整个地块乱作一团。”
不做超高层，城市就矮人一头；没有非线性，城市就没有个性。笔者调查了解到，这种风气目前在许多城市盛行。一位设计专家举例说，不久前在珠海的一个美术馆评标会上，7个方案里4个都是扭曲的面和线。某些东部城市更放言要做“东方迪拜”。“公众当然要质疑，一城九镇、山寨建筑、方圆大厦以及那些贪大、求洋、超高标准的建筑怎么会出炉？但这些全记在建筑师账上肯定是不公平的。”程泰宁说，所有这些的最初“创意”和最后的决策往往都出自各级领导。多数建筑师为了做成项目，琢磨领导和开发商的喜好，看领导的脸色做设计，因为最后是领导说了算。
崔恺认为，当前的中国城市建筑必须反思，回归建筑的基点，以人为本地解决人居环境的现实问题，“必须加快后评估机制的建设，这能对行业非理性风气有所制约，否则错误就会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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