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陕西省西安市鱼化工业园区内一在建房地产项目，因未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在3个小时内，被800人的拆迁队伍夷为平地。
强拆了许多不该拆的东西
首先，靠“强拆”拆了很多不该拆的东西。一些应该保护的建筑设施被拆掉了。有相对完整的古代风貌的建筑物已经所剩无几。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现代建筑物也遭遇“强拆”。在欧洲随处可见的几百年的建筑物，反倒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难以寻觅。
其次，说不搞强拆，新的建筑物、新的城乡景观就不能出现，完全是一个经不住推敲的说法。谁都知道，在同一地方要竖起新的建筑物，必须拆掉旧的建筑物，但关键是如何“拆”。“强拆”会带来新建筑；不“强拆”同样会带来新建筑，甚至可能是更好的新建筑。动动脑筋，这个道理不难弄明白。
我国的确有许多旧建筑需要拆除，否则新建筑起不来。按我的了解，多数农民（包括城里的一些业主）不是不让拆房、占地，而是反对不给合理价格就拆就占。只要有合理的价格，政府规划也认可，一般情况下拆房、占地都不会有问题。在农民不愿意的情况下，那种强拆强占，和抢房抢地差不了多少。
自愿拆房和强行拆房的关键区别，不是会不会有“新中国”，而是伴随“新中国”产生的利益分配差异。如果是“强拆”，农民的利益可能受损害，政府在二级市场以比较高的价格将土地出手，赚了一大笔；开发商借助住房供求失衡产生的高房价，再赚一大笔。大略观察，我们的这种办法导致政府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家大业大”，农民却要用自己的承包地、宅基地“换”安置房、“换”社会保障。如果坚持农民自愿，这些现象想必不容易发生。
强拆导致土地资源被浪费
自愿拆房和强行拆房的另一个区别是土地资源的不同利用率。前不久，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卢迈先生等领衔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利用率不高，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对土地的利用过于粗放，浪费很大。
举例来说，大巴黎区人均GDP达到6.3万美元，开发强度（建筑占地与总土地面积比较的百分率）是21%；大伦敦人均GDP是6.4万美元，开发强度是23.7%；日本三大都市圈人均GDP是3.7万～4.2万美元之间，开发强度平均只有15%；香港的开发强度为21%；深圳、东莞分别是46.95%和42.3%。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万人，现在的新浦东地区不过1万多人。城市的人口密度基本都在下降。
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新中国”固然很新，以致建筑物到处拔地而起，而自然空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自然与土地价格低有关系，也与依靠暴力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关系。土地得到太容易了，需求就必然增大，浪费也就难避免。
强拆强征应当严格受限制
有人会说，强拆会带来建设的高速度；如果总是商量，把农民自愿作为拆迁改造的前提，建设速度就会减慢。
我同样怀疑这个说法。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也没有搞强征强拆。其实，坚持市场原则，让农民讨价还价，再有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制环境，与农民商量拆迁事情，就不会太复杂，建设速度慢不到哪里去。
在一定情况下，我以为也可以“强拆强征”，但对适应情形应通过法律严格限制。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按照市场价格与农民交易。这就需要对所谓“公共利益”深入认识。
土地使用的公共性是极其相对的一件事情。从理论上说，公共性如同一个渐进波长的光学谱系，非公共和公共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如果硬要把这件事情界定清楚再去修改相关法律，可能永远没希望。强制征地，或是议价买地，如果以公共利益的尺度做法律依据，也可能左右为难。
实践中公共利益也很难界定。例如开发区是商业化的，但开发区中的道路是不是公共利益？如果是，则道路用地强行征收，其他用地市场化议价，并允许农民说不？这是一个麻烦。
我看思路要变化：
，只能因部分重要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强制征地。且议价要依市场价。一个城市对这类用地要做比例控制，例如，在一定时期的新增城市建成区面积当中，只能有30%或其他合适比例的土地可强制从农民那里征收。
第二，对重要公共利益用列举法界定。如国防设施、高速公路、铁路、城市主要道路、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共安全等设施的占地，才属于重要公共利益需要的占地。其他如绿地、湿地、图书馆、博物馆、一般性政府办公楼等，即使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也走市场化的路子，不搞强制征地。
如果不这样做，政府总有理由搞强行征地，土地的市场价格就无法形成，征地价格也所依无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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